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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SEO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0-23 02:04:46  【字号:      】

www.22psb.com_www.22psb.com-【投注中彩】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

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

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

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专家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#标题分割#  邬贺铨摄影/本刊记者董洁旭  邬贺铨:5G要达到4G的覆盖范围,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智杰韩永 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,中国5G将在2019年实现预商用,2020年正式开始商用。  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,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,还将连接万物,跟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结合,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。正因为如此,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。  近日,就5G应用的话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。 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,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重要的节点?  邬贺铨:5G有个前期的研究,2013年2月,工信部牵头成立IMT-2020(5G)推进组。实际上更早的时候(2006年),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,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,即03专项。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,推动5G研发、预标准化、频谱、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。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,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、论证、筛选、测试和评估,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,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,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。  IMT-2020(5G)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,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。 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,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。企业开发包括芯片、终端、基站设备、网络技术等。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,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,因为在等国际标准,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。  去年年底,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。  中国新闻周刊: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?  邬贺铨: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,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、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,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,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。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,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,因为终端能耗要省、待机时间要长,还要多功能、高集成度、低成本等。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,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。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,不去正式流片。  5G标准分很多环节,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,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,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。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,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,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,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,要再延迟3个月。  5G有3大应用场景: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,这个标准基本完成;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,标准还没有完成;第三是大连接,比如物联网,这个也没有完成,要等到今年。  最近几天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,也包括芯片。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。    5G的三大应用场景资料来源:综合各方资料 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,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。去年年初,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,因为不是专用芯片,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。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,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。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,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,而且还是折叠的。  芯片的生产,是技术高度密集,资金高度密集,人才高度密集。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,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  邬贺铨:当然是挑战。先不说资金与人才,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,华为能设计5G芯片,但流片还在台湾,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。 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,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,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,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就算买到生产线,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。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。现在有所突破,往好的方向变化,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。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样一来,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?  邬贺铨:不会。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,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。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。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,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。 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,用更领先的技术、更先进的产品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、更有竞争性的价格、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。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,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,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。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,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,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。  另一方面,境外流片的企业如果不向中国市场开放,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,因为中国市场之大是国际化企业都不愿放弃的。例如在目前手机芯片流片的订单中,华为已经占举足轻重的比例,如果某一代工线不接华为5G芯片流片加工任务的订单,其市场损失难以补回,而华为还可以选择其他代工线来承接流片。  在全球化时代,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接受中国市场,双方都是互利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国外某一领导人的行为,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。

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? #标题分割#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?高致贤旅居他乡,听到泽仲去世的消息,万分感慨。他是我曾工作过的瓢井小学的勤杂工,职责是挑水、扫地。可他在一年多盖下上百万次公章,令人不可思议,但又是我主管过的经历。三年困难时期,为防饥民流动(逃荒),政府规定,凡外出办事和乘车、住宿、吃饭等都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介绍信,否则,就作为盲流收押。1960年我主管瓢井区中心小学的公章,全区公办教师外出都得由中心小学出具介绍信,这我还可以免强应付。为防止学生逃学、旷课和违反其它方面的校规,公社规定在校生回公社食堂吃饭由学校发饭票,以扣饭作为惩罚学生的重要手段。当时的饭票用蜡纸刻印,加盖学校公章。全校五六百学生,一日三餐需发2000多张饭票,一个人专门盖公章都够呛,我还要管学校事务和上课哩,须有专人在饭票上盖公章。公章代表一个单位的权力,由谁来使用这公章呢?老师们都有很重的教学任务,而且公章交给知识分子使用又怕人家借机使坏。比较再三,只有刘泽仲的杂务活儿少一些,而他又是贫农出身的老工人、军人亲属,政治上信得过,又是文盲,文字上使不了坏,由他来使用公章放心,于是,给饭票盖公章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了,但也只是兼职,办公室的卫生和师生饮水任务还得他去干,当时分派工作是不准讲价钱的。这个倍受信任的手上活儿,平常下苦力的他认为很轻松,便非常愉快地接受了。可是干不到一个月,他便悄悄地向我叫起苦来:老师,盖这饭票(公章)把我的手颈子(腕)都盖痛了,手膀子也盖软了!我宁愿一天多挑几担水都行,另外找个人来盖(公章)吧!得到的当然是“工人阶级不怕难”的大道理和完不成任务要被斗的训斥。公章摁轻了不明显,摁重呢,手腕又很是软,为省力些,他就把公章往票面上砸,省力章又显。事后我发现他的右手腕也红肿了,公章的边沿也砸缺了,直到农村公共食堂撤销,他才算解脱出来,但右手腕落下个陈旧性的伤病。文革中该小学的造反派也夺了学校的权,全校唯一工人阶级的刘泽仲是理所当然的掌权人。掌权就是掌握公章,可他见到公章就害怕,有人还说他是“明轰暗保假夺权”哩!而今,凭着一张身分证可以走遍天下的青年人,很难理解那时单位权力之大,人员禁锢在“单位所有制”的铁桶中,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,你就寸步难行,需用单位介绍信的地方超过今天需用身分证的地方若干若干倍。公社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社员管住了,谁料这样管制的结果是,管死农民上千万,哪有丝毫宽松和谐的环境?公章对于民众,无异于孙悟空头上的金箍,用得越少越和谐。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? #标题分割#他为何一年盖公章百万次?高致贤旅居他乡,听到泽仲去世的消息,万分感慨。他是我曾工作过的瓢井小学的勤杂工,职责是挑水、扫地。可他在一年多盖下上百万次公章,令人不可思议,但又是我主管过的经历。三年困难时期,为防饥民流动(逃荒),政府规定,凡外出办事和乘车、住宿、吃饭等都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介绍信,否则,就作为盲流收押。1960年我主管瓢井区中心小学的公章,全区公办教师外出都得由中心小学出具介绍信,这我还可以免强应付。为防止学生逃学、旷课和违反其它方面的校规,公社规定在校生回公社食堂吃饭由学校发饭票,以扣饭作为惩罚学生的重要手段。当时的饭票用蜡纸刻印,加盖学校公章。全校五六百学生,一日三餐需发2000多张饭票,一个人专门盖公章都够呛,我还要管学校事务和上课哩,须有专人在饭票上盖公章。公章代表一个单位的权力,由谁来使用这公章呢?老师们都有很重的教学任务,而且公章交给知识分子使用又怕人家借机使坏。比较再三,只有刘泽仲的杂务活儿少一些,而他又是贫农出身的老工人、军人亲属,政治上信得过,又是文盲,文字上使不了坏,由他来使用公章放心,于是,给饭票盖公章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了,但也只是兼职,办公室的卫生和师生饮水任务还得他去干,当时分派工作是不准讲价钱的。这个倍受信任的手上活儿,平常下苦力的他认为很轻松,便非常愉快地接受了。可是干不到一个月,他便悄悄地向我叫起苦来:老师,盖这饭票(公章)把我的手颈子(腕)都盖痛了,手膀子也盖软了!我宁愿一天多挑几担水都行,另外找个人来盖(公章)吧!得到的当然是“工人阶级不怕难”的大道理和完不成任务要被斗的训斥。公章摁轻了不明显,摁重呢,手腕又很是软,为省力些,他就把公章往票面上砸,省力章又显。事后我发现他的右手腕也红肿了,公章的边沿也砸缺了,直到农村公共食堂撤销,他才算解脱出来,但右手腕落下个陈旧性的伤病。文革中该小学的造反派也夺了学校的权,全校唯一工人阶级的刘泽仲是理所当然的掌权人。掌权就是掌握公章,可他见到公章就害怕,有人还说他是“明轰暗保假夺权”哩!而今,凭着一张身分证可以走遍天下的青年人,很难理解那时单位权力之大,人员禁锢在“单位所有制”的铁桶中,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,你就寸步难行,需用单位介绍信的地方超过今天需用身分证的地方若干若干倍。公社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社员管住了,谁料这样管制的结果是,管死农民上千万,哪有丝毫宽松和谐的环境?公章对于民众,无异于孙悟空头上的金箍,用得越少越和谐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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